《河图洛书传说》申遗成功的背后
——谈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
李晓霞（洛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河图洛书传说》作为洛阳市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申报国家级非遗成功，更为洛阳增添了一份荣耀。消息传来，举城兴奋。作为一名洛阳市的非遗保护工作者，笔者在高兴的同时，也想总结一下河图洛书传说申报中的经验，为日后民间文学类的项目申遗和保护提供一些可借鉴的资料。
目前洛阳市的非遗保护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不少误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优秀项目的申报和保护。就《河图洛书传说》为例，笔者在申报国家级的过程中，便遇到了一些理论上的问题，而这些理论不明晰，更直接影响到了实际操作。因此，笔者想就自己对于“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一些思考，供大家讨论。
一、“传说”不能与“史实”混为一谈
《河图洛书传说》是关于“河出图”“洛出书”等相关故事的民间传说体系，主要包括《黄河献图》《龙马负图寺的传说》《洛河出书》《神龟献洛书》《洛出书的传说》等。它的大致内容是：相传伏羲氏的时候，黄河里浮出一匹龙马，它身上的旋毛变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的图形，这就是“河图”，伏羲氏依“河图”画出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大禹治水的时候，洛河里浮出一只神龟，神龟的背上长有纹、圈、点，自列成组，这就是“洛书”，大禹对“洛书”进行了阐释，就是后来《尚书》中的《洪范》篇。
因为这个故事中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人文始祖“伏羲”“大禹”，而地点又确定为“河”“洛”，更有《论语》《史记》等名著为佐证，因此不少专家都认为《河图洛书》却有其事，不是传说，而是史实。加上历代皇帝、贵族、学者等对《河图洛书》的推崇，民间更将《河图洛书》神秘化，将其视为一门学问来研究。而直到宋代才出现在朱熹《周易本义》中的河图、洛书的图样也被奉为经典，不少人专门著书立说，试图从《河图》《洛书》中寻找数学的真谛，推演宇宙的规律。在《河图洛书传说》申报国家级非遗的时候，不少人去掉“传说”二字，试图将其历史化、科学化。
但是真正研究过“河图洛书传说”的流变就会发现，“河图洛书”从先秦经典到明清时期，是不断变化着的。先秦时期的经典中对于“河图洛书”的记录基本上都是只言片语，例如《周易•系辞上》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礼运篇》有载：“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论语•子罕》中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句子，并没有说明“河图洛书”到底是何物，因此专家认为，春秋时期，“河图洛书”是被视为一种圣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带有原始图腾的象征意义。
“河图洛书”到了两汉时期，有了更加丰富的阐释。西汉孔安国说：“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于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汉书•五行志》中曰：“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第一次将“河图”“洛书”与当时盛行的“易学”“八卦”联系在了一起，并认为“河图洛书”为易学八卦的起源。
东汉时期，“河图洛书”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有文字、成篇章的书籍，而且和当时流行的谶纬之学融合在一起，逐渐演变成“龙马负图，神龟贡书”的神话般的传说故事及图谶之说，并日益图式化和玄理化。定都在洛阳的光武帝刘秀，是把“河图洛书”作为做皇帝的天命根据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刘秀封禅，刘秀未允。两年之后，他在斋戒时读到《河图会昌符》中的“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据“河图洛书”，向他说明有关封禅问题。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条根据，奏请光武帝封禅。于是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刘秀登临泰山，举行封禅仪式并刻石以记之。正是由于刘秀的推崇，“河图洛书”的地位开始不断攀升，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巧合的是，在今孟津县“龙马负图寺”不远，便是刘秀的陵墓——汉光武帝陵。因此，不得不说，河图洛书与刘秀有着紧密的联系。刘秀的做法使得“河图洛书”成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日益正统化和神圣化，不仅对于古代易学、儒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且对政局兴衰、朝代更替和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诸多影响。
到了宋代，关于“河图洛书”的解释和内容进一步充实。北宋的陈抟、刘牧、王安石、苏轼，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图十书九”等图式来解释《周易》的原理，出现了各种图式和图说。陈抟著《龙图序》（又名《易龙图序》），首次以黑点和白圈表现河图洛书。刘牧提出河图十个数，洛书九个数的图式。朱熹的《周易本义》出现了河图、洛书的图样：两幅方形的图，以黑点、白点组成。河图共55点，洛书共45点。这些图式和解说，很快被大众接受并流传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关于河图洛书的图样，就来自朱熹的《周易本义》。
明代孟津著名书法家王铎的《龙马记》中也有记述：“余儿童时，戏于河墟，父老曰：‘此河中，下多石子，有声，曾出龙，相传以为怪。’余亦讶以为奇。后数十年，阅石碣所记载，知为宓羲画八卦肇端龙马所负之图，龙马所出之河，今孟津(即现在的孟津县会盟镇，明清为孟津县城)西北，河中漩涡倒流者，即其处也。”清代的毛奇龄在《河图洛书原舛编》中指出：河图即“大衍之数”（用55根蓍草演变天地万事万物），洛书即“明堂九宫之制”。
种种历史记载都说明，“河图洛书传说”具有典型的“民间文学”的特征，那就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流变，而且对于它的阐释说法不一，众说纷纭。因此，它不是一门严谨的学问，只能是一种“传说体系”，属于“民间文学”类，而非科学范畴。虽然其中的数字模型确有科学色彩，但学术界普遍认为，那是人类出于原始社会早期的一种“结绳记事”的计数法，伏羲时代文字尚未发明，若河图洛书真的出于那个时代，且已经具备了严谨的数学逻辑，岂不成了“超自然”现象了？
但是与其他的“民间文学”有一点不同的是，“河图洛书传说”并不是在民间土生土长的传说，它虽然肇始于民间，但在诞生之初，便已飞到庙堂之上，被历代皇帝、学者所推崇，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烙印。这是任何一个民间传说都无法达到的高度。
二、民间文学类非遗应重视口头传承
《河图洛书传说》在我国历史上的各种经典文献，如《周易》《礼记》《论语》《尚书》《管子》《史记》《汉书》……等都有记载。如此汗牛充栋的记载，不仅证明了《河图洛书传说》影响深远，也为此次申报国家级非遗提供了一些间接参考。
但是文献记载多，并不能成为申报非遗成功的标准。非遗中关于“民间文学”的阐述是“当代还在民众口头上流传的活态故事”，它更重要的是“活态传承”，不管记载这个传说的文献多么高大上或者汗牛充栋，那也只能证明这个传说曾经广为流传过，那么如今呢？在今天的洛阳，是否还有人能口头讲述《河图洛书传说》的故事呢？
非遗工作者在孟津、洛宁等地采集相关民间传说的时候，经常有自诩为“河图洛书”的研究者上门自荐。但是这些人往往开口便是：“我通读四书五经”“《山海经》上曾有记载”……而问他能否讲一些自己小时候从老人那里听到的口口相传的故事时，这些人往往傻眼了。而我们跟他讲“非遗”重视的是口头传承而非文献记载时，甚至招来一些“专家”的抨击，认为我们“不够专业”，是在“胡说八道”。
从中不难看出，“非遗”保护虽然在我国推行了不少时间，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非遗的宣传力度，但是民间（却往往是一些“读书人”）对“非遗”的理解还有偏差。尤其是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申报，有些人往往重视资料记载，提交的申报书上用大量的篇幅和辅助资料罗列各种文献，却恰恰忽视了对于民间口头传承人的采风。
我国民俗专家刘锡诚指出：“我们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人，大都是喜爱写作的文艺爱好者，具有两个共同性的特点：一个是不同程度地受到儒家思想的熏染，把民间文学看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要使它‘登’上大雅之堂，就得改动、润色；二是喜欢按自己的观念修改（实际上是篡改）老百姓的口述作品，总觉得不识字或少识字的老百姓的观念和见识不高，文辞不雅，要经过他的改动使老百姓口述的东西与他心目中的想法一致起来。我们看到，经过他们改过的，都像是小文人给旅游景点的解说员们写的解说词，没有新鲜思想，没有思想个性和讲述个性，即没有讲述者个人的风格。这是两个‘中国特色’的顽疾。”
因此，在此次《河图洛书传说》申报国家级非遗的过程中，我们多次到孟津、洛宁等河图洛书传说的发生地，去田间地头寻找原生态的口头文学，采访了符建林（洛宁县西长水村农民，《河图洛书传说》省级传承人）、赵坤堂（孟津县雷河村村民）、雷永祺（孟津县雷河村村民）、范石头（洛宁县西长水村农民）、符少武（洛宁县西长水村农民）等人。这些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村民，从小在爷爷辈、父辈那里听来了不少关于《河图洛书》的传说，加上自己的生活阅历，能原汁原味地讲述给儿孙听，传承这些民间传说。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非遗传承人。他们讲述的故事，虽然不似经典记载那般结构严谨、辞藻华丽，但是却充满了社会最广大的底层民众的幻想和语言表达艺术，这些故事反映出底层百姓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和心灵世界，浸透着他们的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伦理判断和是非判断，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烙印。
在此，我举一个符建林讲述的与《洛书》有关的故事，名叫“用洛出书的道理娶贤妻”，这个故事被认为是“原生态”的属于民间的文学艺术：
用“洛出书”的道理娶贤妻
【讲述人：符建林，男，82岁，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长水村人，2009年讲述于洛宁县长水村。记录人：段慧博，男，42岁，大专，2009年记录于长水村。】
古时候，有一个老头姓万，家里很富有，他有三个儿子，两儿子已成家。万老头总想找个能继承掌柜的好媳妇。他没事总在打听哪里有贤能的女子，有一天他终于打听到一个叫巧娘的女子，在邻村开了一个小饭馆。一天，万老头去巧娘开的饭馆看巧娘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像人说的那样聪慧。他到了以后，巧娘就问：“您老想吃些什么？”万老头说：“你给我炒四个菜，”巧娘问：“哪四个菜”，万老头说：“第一个菜式皮打皮，第二个菜式皮沾皮，第三个菜是说皮不是皮，第四个菜是瘦肉净是皮。”巧娘说：“好的，记住了，我去做好给您端来。”一会儿她就做成了，端来一看万老头吃了一惊，她真做好了，第一个菜是一盘猪尾巴，意思是猪走路时尾巴打着屁股就是皮打皮。第二个菜是一盘猪耳朵，意思是耳朵就是皮沾皮，第三个菜是一盘猪腮脾（色皮），意思是说皮不是皮。第四个菜是一盘炒猪肚，意思是瘦肉净是皮。
万老头看了非常高兴，这个巧娘真是聪明，就开口提媒。巧娘看他很富有就说：“我要彩礼可以吗？”万老头说：“行，你尽管说”。巧娘说：“我要三份礼，第一份礼是扯一块像洛河这么长的布，第二份礼要给我洛河水这么多的香油，第三份礼像洛河滩边龙头山那么大一堆银钱。”万老头说：“可以”。就去街买了三样东西：尺、斗、称，对巧娘说：“你用尺量量洛河有多长我就给你扯多长的布，你用斗量量洛河的水有多少斗我就给你多少斗得香油，你用称称称龙头山有多重我就给你多重的银钱。”这一说巧娘没得说，也不要彩礼了，就嫁给了他的老三儿子。
巧娘到万家做媳妇以后，面面具到，万老头很高兴，心想孩子们不在家，怎么才能从三个媳妇中选一个来继承掌柜这个位。刚好中秋节到了，三个媳妇都想回娘家转转，他给老大媳妇说：“你可以回娘家停个三、五天回来。”对老二媳妇说：“你可以住上七、八天回来。”对巧娘说：“你就住半个月吧。”“还有一个条件是一起走一起回来。”三个媳妇拿着礼出村了，到村口分手的时间，大媳妇说：“我三、五天就得回来怎么办？”二媳妇说：“我七、八天就得回来怎么办？”巧娘说：“你们都像我一样住个半个月再回来。”这时，老大媳妇和老二媳妇说：“那怎么能行，爹爹问时怎么办？”巧娘说：“有我那，没事，到半月头个咱们在这集中一起回家就是了。”
到半个月时他们到村口集中一起回到了家里，万老头感到很惊奇的文老大老二媳妇：“你们怎么没按时间回来？”巧娘说：“我叫她们一起回来的。”万老头说：“为什么？”巧娘说：“你叫大嫂三、五天回来，三五一十五不就是半月吗？你叫二嫂七、八天回来，七加八不就是半月吗？所以我们三个都是半月时间回来了。”万老头哈哈笑了说：“巧娘你真聪明，这个家的掌柜你当了。”万老头用《洛书》的道理娶到了贤能的媳妇继承了掌柜的位置心里非常高兴。
三、民间文学不应有地域之限
民间传说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虽然《河图洛书传说》历史悠久，究其具体出处，已经是众说纷纭，但是“河”“洛”二字本身便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向。学术界公认，“河”指的是“黄河”，“洛”指的是“洛河”。因此，“河图洛书传说”的流传地域，一般上为河洛地区，即今天的洛阳市及其周边地区。即便如此，在不久前，河南的学者之间依旧出现了不小的地域之争。缘起是郑州本地的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中将“河图洛书”的起源地定为巩义。而因为原本上属于洛阳市管辖范围的巩义县已经于近年被划分到了郑州市，因此，便引发了郑州学者与洛阳学者关于“河图洛书”起源到底是巩义还是洛阳的地域之争。
前一种观点认为：伏羲绘制八卦图，是他在“洛汭”之处，即今巩义市的洛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受到了启发。“洛汭”指的是当清澈的洛河流入混沌滔滔的黄河中，由于冲击力的作用，在河口形成了一个旋涡，靠黄河的半个漩涡中有一点洛河的清水，靠洛河的半个漩涡中有一点黄河的浑水。伏羲就是受此启发，才绘制了八卦图。而洛阳学者大都支持“河图传说”出于孟津县图河与黄河交界处，此处有始建于晋代的“龙马负图寺”,而“洛书传说”的起源地则在洛宁县西长水村附近的“洛汭”，即洛河与其支流玄沪河交汇处。
虽然关于“河图洛书传说”，洛阳本地的遗存和证据更多，但是媒体和当地学者如此大做文章，还是有点可笑。毕竟，在历史上，巩义一直属于洛阳管辖范围，若不是因为近年的政治因素，本来就是一家人，何必计较？更为重要的是，传说属于口头文学，它具有一定的流变性，随着传承人的不断迁徙，它流传的地域也就在不断的扩大或者改变，黄河与洛河蔓延千里，河图洛书传说也随着历史的演变不停流传，求证其具体方位，缺乏大气，更乏严谨。
“河图洛书传说”的主要人物“伏羲”“大禹”都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人类始祖，历史上关于他们的传说比比皆是，这些传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流布过程，记录了中国疆域开拓和沿革的历史。“伏羲”“大禹”的功绩在传说中不断扩大，他们的形象不断被神化，逐渐由官方树立的封建帝王典范转变为带有民间信仰性质的神明，现在各地林立的伏羲庙、大禹庙便是明证。可以说，“河图洛书传说”代表了官方话语、学者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融合，是中华民族自身认同感不断形成的明证。除了“河图洛书传说”之外，还有“洛神的传说”“刘秀的传说”等等在中原大地广为流传的传说，它们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不属于某一个地区，更不是洛阳的独家专利。不能因为洛阳有“河图洛书传说”，便说巩义人的“河图洛书传说”是假的，是牵强附会。洛阳可以申报“河图洛书传说”为国家级非遗，巩义当然也有资格来申报。